最近，《学林春秋》和《学林往事》两部巨著相继由朝华出版社推出。前者分初、二、三编，分别由80岁以上、70岁以上、60岁以上的文史学者亲自撰文传述治学历程和治学经验；后者则请已故学术大师的弟子、同事或亲属来写这些大师的治学和为人。二书“共介绍了活跃于20世纪各个时期的中国学术领域里的重要学者近240人”，不仅可使后来的文史研习者窥知治学门径，得到多种教益；而且通过对治学经验这个专题的深入开发，实际上也展示了20世纪中国文史研究的大致面貌，为研治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提供了一份重要的资料。
笔者对二书的编集略有所知，深感它们之得以问世，是与编者张世林同志所作的积极“抢救”分不开的。
80年代中期，张世林同志在中华书局编《书品》杂志，先后组织几位著名老专家撰写回顾和总结治学经验的文章，如杨伯峻的《我和〈左传〉》、陆宗达的《我与〈说文〉》、周祖谟《我和〈广韵〉》、王钟翰的《我和〈清史列传〉》等。这些文章发表后，都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后来约请胡厚宣先生写《我和甲骨文》，写作时间延至1995年，文章只差一个结尾了，胡先生却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此事使张世林同志受到很大震动，他“想起了此前去世的俞平伯先生、缪钺先生、吴组缃先生、容肇祖先生，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请他们写一篇学术回顾文章保存下来呢。我进而想到，现在确还有一批老先生在世，但他们毕竟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是每况愈下，若不能及时地将他们的宝贵的治学经验抢救下来，将是中国学术界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想到这里，我再也坐不住了。我感到我有责任、有义务尽快把这些老先生们用一生积累下来的宝贵的治学经验总结并承传下去。”（《学林春秋·卷首语》）由此可见，张世林同志的“抢救”工作是受到一种责任感、使命感驱动的。
应该指出，张世林在90年代中期下定“抢救”的决心，这还是抓住了时机的。像《学林春秋》、《学林往事》这样的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不可能编集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气氛日益浓郁，传述各类学者治学经验的文章才不断在报刊上发表出来。就“抢救”老专家的治学经验而言，80年代中期实为最佳时机。可惜当时张世林同志还只想到在《书品》上一篇一篇陆续发表此类文章；而没有想到为了“抢救”应立即全面征集。不过，他在90年代中期下决心做“抢救”工作，仍可以算是及时的，因为征集对象多数还健在。《学林春秋》初编所集80岁以上老专家的文章达到44篇，这不能不说是相当巨大的成果。
在世林同志下定决心之后，曾和我谈过编集《学林春秋》的全部设想并征求意见。我认为编这部书很有意义，但难度很大，可能完不成。我说，无论是80岁以上、70岁以上、60岁以上的人，你去征稿总会有人应约交稿；但此书的特点和价值在于一个“全”字，而由于种种原因，所约稿件全部到手是不大可能的；结果很可能挂一漏万，到那时你便进退两难了。然而世林却说，无论多么难，他也要做这个“抢救”工作。又说：“我在前半生中，若能完成这项重头工作，也算不白活了。”这话使我有点感动。我想起在现实生活中，常听人说“想干点实事”，但往往干了一段便知难而退或见异思迁了。因为“干实事”虽然吸引人，却也实在不容易，没有比较坚定的奉献决心是干不成的。世林的决心很大，所以后来才有那么大的干劲和韧性。
在邀约撰稿的过程中，世林同志得到了众多文史专家的大力支持，大多数人都热情赞同他的编书意图并答应撰稿。这说明众多的专家也是出于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和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来参与此事的；老先生们在撰稿过程中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更加令人感动。但是约稿以后如何落实交稿，工作仍非常艰巨。正如世林同志在《学林春秋·卷首语》中所说：“稿子虽然都约好了，作者也都答应写了，但要想把这一篇篇文章都收上来，确也殊非易事。因为这些先生们手头要写的东西很多，再加上他们年事已高，有的已写不了那么快，有的是自己已动不了笔，还有的是文章还没开头，人却住进了医院。总之，不催是不行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每天都要写好几封信，打好多个电话。除了几句客套话，便落到了正题催要文章。因为我是在做‘抢救’工作，不催不行啊！”
正当《学林春秋》的征稿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张世林同志又和我谈到他想再编一部《学林往事》，专门介绍已故学术大师的治学和为人，由他们的弟子、同事或亲属来撰稿。这些大师的治学活动始于或主要在于20世纪上半叶，正好与《学林春秋》作者的学术活动相衔接；二书相配，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20世纪的文史研究及其发展历程。我听了之后心里想，你为《学林春秋》“催稿”已很不轻松，如何还能在同时再编一部大书？不过这一次我却没有给他“泼冷水”，因为我已比较了解此人的事业心与工作能力。我只是强调，二书同时编集，工作一定要谨细；特别是校对工作要严格把关。如果错字多，不能评奖尚在其次，主要是对不起老先生，与他们的谨严学风不相称。世林说他一定会特别注意这一点，保证亲自校读二书的每一个字。这一点，他后来果然做到了。作为一个出版社的总编，能坚持这样做是不容易的。
《学林往事》出版后，我觉得此书与《学林春秋》相比也有其特点，即除了谈治学之外，对传主的品格风范也有所记述，使人深感大师们在学术与人品上的统一。这一点很能给后来的学人以启示与教益。
总的来说，《学林春秋》和《学林往事》都是很有价值的著作，不仅在学术研究领域能起到存史、传道、励学的作用，而且通过对众多文史学者的敬业奉献精神和谨严学风的倡扬，也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两部书在出版工作中还蕴含巨大的张力，因为不仅仅是文史学者的治学经验值得“抢救”，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中也都有“抢救”工作要做。《学林春秋》和《学林往事》为此类“抢救”提供了一个模式，其中包含的主要信息，就是抓住时机，下定决心，真抓实干，谨细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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